“揀出”錢鐘書與張愛玲的夏志清(圖)
文學(xué)史家夏志清
是他揀出了錢鐘書、張愛玲這兩只“雞蛋”
錢鐘書剛“出土”的時候，孺慕者都想一睹其風(fēng)采。錢先生一一謝絕并幽了大家一默:知道那個雞蛋好吃就行了，何必要見那只下蛋的老母雞。他是洞悉國人的根性好看希奇，好湊熱鬧，好刨根就底。恕我不恭，如把當(dāng)代走紅的幾位前輩作家如錢鐘書、張愛玲比作那好吃的雞蛋的話，那么，“發(fā)現(xiàn)”或曰率先揀出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這個窩中珠埋著的這幾枚雞蛋的是誰？
夏志清先生也。
夏志清秉筆書史，以“濯去舊見，以來新意”為旨，圈點古今中國小說，鉤沉稽古、臧否文事爆出絕響時，友人戲謔他是“夏判官”，他默認了。但他也曾說：“……把古今作品亂批一通，筆尖上不帶一點感情。我為人平易隨和，有時重讀我自己‘嚴肅’的評論，真覺得不像我寫的。”他的文章植根于西方傳統(tǒng)的人文主義批評精神，在做人方面亦蘊含著濃厚的人文情懷。
夏志清畢生研究中國現(xiàn)代小說，文化昆侖錢鐘書是他的研究對象之一。錢氏是學(xué)者，他的小說本為世人所疏漠。夏志清品評他的《圍城》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中寫得最有趣、最細膩的小說，或許是最偉大的小說。”經(jīng)他這么一評，眾人刮目，再度審視，果真精彩絕倫，獲得認同；加之改編成電視劇一播，錢鐘書變得家喻戶曉。
在他們那一輩文人中，錢、夏的友誼是深厚的。筆者揣想，在錢看來“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于夏而言，“君無我不進，我無君則‘退’”。星月互映。
正因夏志清對錢鐘書的關(guān)注，方才鬧出一則笑話，讓健在的錢鐘書看到了摯友夏志清撰寫的悼文——1975年，友人誤傳錢鐘書過世的消息，夏志清悲哀難抑，寫了篇《追悼錢鐘書先生》，交臺北《中國時報》發(fā)表。兩人都是大名人，此事以訛傳訛如迅雷。風(fēng)從西方來，直刮得錢家聲震屋瓦，“悼”得家人坐立難安。若干年后，錢鐘書訪問哥倫比亞大學(xué)，夏志清只好雙手揖拱謝罪。亦正因夏志清把錢鐘書奉為至尊，當(dāng)錢真的離世時，他的“悼文”不再追懷友人的懿德風(fēng)范，而聚焦《錢氏未完稿〈百合心〉遺落何方？》。他不信錢鐘書所言在1949年遷居時將稿子扔掉了，“在我看來，錢氏夫婦皆心細如發(fā)，誤扔尚未完成的手稿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并吁請“假如《百合心》手稿還在，真希望楊絳女士及早把它印出，因為這是部大家搶著要看的作品。”
其實，錢、夏之間沒有什么私交，畢生只面晤三次。一是1943年秋在上海夏志清的老友宋淇先生家，那時夏剛由滬江大學(xué)畢業(yè)不久，錢此時亦尚伏草莽;二是1979年錢訪“哥大”；三是1983年夏的尋根之旅。他們的互敬，純是“義氣相投，文氣相通，同氣相逑”。
夏志清還對“沈從文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的重要性”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評點沈的《靜》時他說，“三十年代的中國作家，再沒有別人能在相同的篇幅內(nèi)，寫出一篇如此有象征意味如此感情豐富的小說來。”
錢、沈兩位在夏志清評點前已享譽文壇了。如果說他倆是被半埋的珠貝的話，那么張愛玲則是“全埋”，“埋”到其人其作品幾乎無人提及的程度。夏志清另具慧眼，認為張愛玲“該是今日中國最優(yōu)秀最重要的作家”，夏志清在他的“小說史”中濃墨重彩，竟給張愛玲42頁篇幅，足見關(guān)注和推崇。經(jīng)夏志清椽筆“點石成金”，這個現(xiàn)代小說史中類如《紅樓夢》中的無名丫頭的張愛玲，一下子被提升到林妹妹的地位。后經(jīng)柯靈先生的一紙《遙寄張愛玲》，復(fù)把張推到了極致，刻下她的各類作品集、“張看”“看張”之類的相關(guān)讀物大小書店一片琳瑯，連胡蘭成的作品也隨之“俏”了起來。事實證明，夏志清的觀點得到了廣大讀者的認同。
張愛玲晚年處境堪憐，特別是賴雅去世后，身心的孤獨和經(jīng)濟的困窘，幾乎把她逼到絕境。夏志清一方面評說、推介她的作品，音問不斷。同時幫她找工作，幫她同皇冠出版社簽訂有利于作者利益的合同(其實平鑫濤對張一直優(yōu)待)，并在生活和精神上盡力予以援手和慰藉。
夏志清也很關(guān)注陳西瀅(通伯)，他在為吳魯芹《英美十六家》所作的序言里說，“魯芹的老師陳通伯先生，在倫敦住得最久，當(dāng)時的英國文豪——蕭伯納、威爾斯、哈代、羅素等——他都認識，最有資格寫《英國八大家》，可惜他惜墨如金。”最近他在致友人的信中還說：“我一向佩服陳西瀅，他因受魯迅的打擊而不再寫文，是當(dāng)年文壇的最大損失。”
在夏志清的人際關(guān)系中，最耐人尋味的是他與胡適先生。
夏志清在北大教書時校長是胡適先生。夏那時是名不見經(jīng)傳的小助教。抗戰(zhàn)勝利后，美國華僑李國欽先生捐助給北大文、法、理各一個留美名額。歷經(jīng)戰(zhàn)火劫掠的教師都很在意這一留學(xué)的機會，無奈僧多粥少。北大本是藏龍臥虎之地，人事關(guān)系又盤根錯節(jié)。因此，學(xué)校決定公開公平競爭，資淺的教員亦可報名考試。作文考題是《出洋留學(xué)兩回事》，很有八股味，并規(guī)定必須用英文寫，另外還需有一篇用英文寫的論文近作。夏志清憑他的真才實學(xué)，過五關(guān)斬六將，以88分奪魁。他沒有任何背景，榜示后有人不服，紛傳文科的名額被“洋場惡少”竊據(jù)，輿論沸沸揚揚。事情鬧到胡適那兒，盡管胡適對夏志清畢業(yè)于教會學(xué)校的背景很不滿意，但他還是主持公道，力排眾議，把名額給了夏志清。當(dāng)夏志清請胡適為他寫推薦信時，胡適寫是寫了，但不大熱心。緣于“聽說我是滬江大學(xué)畢業(yè)生，他臉就一沉，透露很大的失望……好像全國最優(yōu)秀的學(xué)生，都該進北大、清華、南開才是正路。”(夏志清《我保存的兩件胡適手跡》，臺灣《傳記文學(xué)》1987年8月號)這件往事夏志清一直耿耿于懷。但他在評價早期文學(xué)革命時，對胡適的貢獻仍作了肯切的評價，并沒有因個人的恩怨而影響學(xué)術(shù)公論。夏志清也有凡人平常心的一面，當(dāng)他的《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引起轟動，他本人已成為大學(xué)者大名人時，他仍未能釋懷“推薦信”那個疙瘩，沒有把自己的書送給老校長。盡管乃兄夏濟安先生一再提醒，他仍然不為所動。夏志清在評論胡適的建樹時稱他是神，而不是人；在面對胡適這個人時，他是人，不再是神，說他偏執(zhí)、小氣或小孩子氣皆無不可。從這一角度審視，夏志清倒也有一份可愛的常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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