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冰玉屑書滄桑 鉛華洗盡展宏途 富陽造紙文明的前世今生
一卷素紙，薄似輕鴻卻可錄盡歲月風華
二斗水墨，身本無彩卻可染盡世間璀璨
三寸秋毫，遇水則柔卻可書盡天下剛毅
四方硯臺，尺僅方寸卻可研盡朗朗乾坤
杭州日報訊 古有文房四寶，揮毫動墨間一展江山如畫，橫豎撇捺下道述天下風云。造紙術，作為我國古代四大發(fā)明之一，其歷史地位不言而喻。而說起造紙，就不得不提到富陽。民國《浙江之紙業(yè)》記道：“論紙，必論富陽紙”�！霸旒堉l(xiāng)”四字伴隨富陽趟過了漫漫歷史長河，如風伴身、如影隨形。
探秘蹤，塵埃祛盡妙顯真容
泗洲宋代造紙遺址位于富陽區(qū)北部天目山余脈鳳凰山北麓，地處鳳凰山至白洋溪之間的臺地上，地勢南高北低，地面平整開闊，屬低山丘陵區(qū)。在清代《富陽縣志》所載的《富陽縣治圖》中，處鳳凰山、泗洲庵、觀前及白洋溪之間，標示為“清池塘”的地方即為泗洲宋代造紙遺址所在地。遺址南、西、北三面環(huán)山，東為平地，屬泗洲行政村。2008年9月至2009年3月，經(jīng)國家文物局批準，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與富陽市文物館組成聯(lián)合考古工作隊，對泗洲宋代造紙遺址進行搶救性發(fā)掘。
第一階段從2008年9月至2008年11月，發(fā)掘面積約704平方米，該階段初步認定了遺址的性質。發(fā)掘工作采用探方與布方的形式進行，探明遺跡中有房址、水池、水井和排水溝等特征，結合遺址中的排水溝、水池和半截埋在土中的陶缸，讓人猜想該遺址極有可能是一處造紙遺址。為慎重起見，考古工作隊實地調查、走訪了多處古法造紙工藝村，與此同時查閱了《富陽縣志》《天工開物》等諸多文獻，結合揭露出的遺跡現(xiàn)象，經(jīng)嚴密論證，認定該遺址確是一處造紙遺址。2008年11月，經(jīng)國家文物局、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造紙學會紙史委員會相關專家現(xiàn)場考察及相關實物、史料佐證，正式定名為“富陽泗洲宋代造紙遺址”。
第二階段從2008年11月至2009年3月，總發(fā)掘面積約1808.5平方米。該階段最為重要的發(fā)現(xiàn)便是在水池遺跡中提取到炭化竹片和炭灰物質等，這不僅進一步驗證這是一處造紙遺址，還顯示這是一處造竹紙的遺址。土樣中檢測出的竹纖維以及竹子的硅酸體，更是為這一發(fā)現(xiàn)提供了有力的科學佐證。
2013年5月，經(jīng)國務院批準，富陽泗洲宋代造紙作坊遺址成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該遺址的發(fā)掘無疑為中國考古研究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經(jīng)考古專家與相關文史學者評估，可用五個“最”來概括：
一是迄今為止中國國內乃至世界范圍內所發(fā)現(xiàn)時代最早的造紙遺址。時任北京大學中國考古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蘇榮譽曾提出：“從出土文物看，它的年代比較早，現(xiàn)在保留的工作面是南宋層，南宋層下面還有很厚的文化堆積層，遺址年代追溯到北宋可能沒有問題�！边z址中刻有“至道二年”和“大中祥符二年”的紀年銘文磚，反映出泗洲作為南宋中晚期遺址并非一蹴而就，極有可能在北宋時期便作為造紙作坊而存在，這對造紙史研究及宋韻文化的挖掘有極為重大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
二是現(xiàn)存考古發(fā)掘規(guī)模最大的造紙遺址。遺址前兩期總發(fā)掘面積為2512.5平方米，總體分布面積大于16000平方米�，F(xiàn)已出土遺物30000余件，其中除了與造紙息息相關的各類石制構件等遺物外，還有許多造型精美的器物，如建窯黑釉盞、景德鎮(zhèn)窯影青瓷碗、龍泉窯瓷香爐、定窯鑲銀白瓷碗等，與南宋臨安城高等級遺址內出土的同類器物具有類可比性。據(jù)泗洲遺址考古領隊楊金東專家研究分析，遺址內目前考古發(fā)現(xiàn)至少存在三條互相關聯(lián)的造紙生產(chǎn)線，各遺跡單位布局清晰、分工明確，已達到規(guī)模化生產(chǎn)能力，是現(xiàn)存規(guī)模最大的古代造紙遺址。
三是目前工藝流程最全的造紙遺址。古諺語有云“片紙非容易，措手七十二”，古時造紙需要砍竹、斷青、剝皮、斷料、泡石灰水、燒煮、浸泡、打漿、撈紙、烘干等大小七十二道工序方可完成。楊金東在研究報告中分析，泗洲造紙遺址內發(fā)現(xiàn)的漚料池、漂洗池、石磨盤、抄紙槽、火墻等相關遺跡，足可揭示當時造紙工藝流程非常完善齊全。
四是迄今為止規(guī)制等級最高的造紙遺址。根據(jù)宋代李燾《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所記“詔降宣紙式下杭州，歲造五萬番，自今公移常用紙，長短廣狹，毋得用宣紙相亂”，可獲知當時朝廷對官署之間文函往來所用之紙進行了規(guī)制，同時下詔命杭州增加造紙產(chǎn)量�！毒懦幠陚湟芬嘤小埃ú蹋┚┮灾窦埮鍪嗳恕薄笆卤瘸鼍┧鶗窦垺钡挠涊d。結合遺址內出土文物底部發(fā)現(xiàn)的“司庫”等字樣，推斷泗洲造紙遺址極有可能就是當時杭州地區(qū)最大的官營造紙作坊，所制之紙以供官方使用，足見其規(guī)制等級之高。
五是活態(tài)傳承最悠久的造紙遺址。從富陽竹紙業(yè)發(fā)展現(xiàn)狀來看，目前有湖源新二村、新三村，大源大同村、駱村，靈橋蔡家塢村以及華寶齋仍在持續(xù)生產(chǎn)手工竹紙并傳承古籍印刷技藝。富春大地上一位位能工巧匠傳承的不僅僅是手工竹紙與古籍印刷技術，更是前人所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
泗洲宋代造紙遺址是杭州乃至中國造紙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筆文化遺產(chǎn)，是“宋韻”的物化展現(xiàn)，是“宋韻文化”再造的經(jīng)典示范，當以新時代的精神面貌賦予其鮮活的生命力，從各個維度豐富其業(yè)態(tài)，使其成為現(xiàn)代版富春山居圖中一塊重要的拼圖。
尋史跡，宋韻巧匠紙舞春秋
泗洲宋代造紙遺址定性為造竹紙的遺址，可見竹紙在兩宋時期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領域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宋仁宗時畢昇發(fā)明了活字印刷術。隨著經(jīng)濟、文化活動中心南移，也對吳越地區(qū)竹紙產(chǎn)業(yè)起到了催生作用，同時杭州作為“皇城”“東南佛國”，各類用紙的激增也刺激了竹紙的進一步繁榮，兩者相輔相成。
中國科學技術史專家潘吉星提出：“竹紙的出現(xiàn)標志著造紙史中一個革命性開端�！碧岬街窦堊钤绲奈墨I是李肇的《唐國史補》，其中出現(xiàn)了“竹箋”字樣。據(jù)《中國通史·遼宋夏金時期·造紙》記載，在宋代，以楮、桑等材質制造的皮紙居于竹紙之后，用野生植物造紙至宋代已成為主流。竹紙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機遇下逐漸嶄露頭角，直至成為宋代造紙最光鮮亮麗的主角。宋人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中有記錄“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可見當時吳越地區(qū)的造紙印刷技術已然聞名于世。
竹紙制作技藝作為富陽的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與富陽的歷代文化名士更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lián)，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富陽謝氏家族及其姻親、幕僚的士大夫圈子。謝氏作為吳越地區(qū)一個有名望的士人家族，在文學和政治方面均有一定成就。宋初，謝濤通過科舉入仕，成為謝氏家族興盛的關鍵人物。謝濤本人對竹紙有著深厚的認識，有“百年奇特幾張紙”的詩句，在四川成都為官時，對“交子”這一中國最早紙幣的運用起到過推動作用。
宋仁宗慶歷六年，富春謝家第三代謝景初經(jīng)過反復試驗，終于在富陽竹紙的基礎上研制成與唐代薛濤箋齊名的謝公箋。明代文學家陳耀中在《天中記》中有云：“謝公有十色箋，分為深紅、粉白、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云十色也”，故謝公箋又被美稱為十色箋。簡單一紙通過原料的改變漂染出如此斑斕色彩，為彼時宋代文壇增添了一抹浪漫情絲。
謝氏家族自謝濤起，因家風樂文善字，族中三代均擅結交文人雅士，所招女婿也多為登科進士，其中與謝家文學往來最多、學術交流最深的要屬謝濤之婿梅堯臣。梅堯臣被譽為“宋詩開山始祖”，其《得王介甫常州書》中“斜封一幅竹膜紙，上有文字十七行”的描述體現(xiàn)了竹紙在宋代士人名流圈的應用實屬主流。歐陽修是謝絳的學生、謝景初的連襟，曾贈御用精品“澄心堂”紙予謝景初的姑父梅堯臣。梅對紙的運用頗有心得，在《歸田錄》中曾提及“小方紙”“糊粘紙”，據(jù)專家推測，當屬竹紙。
謝家二代謝絳之婿王安禮系王安石胞弟，謝、王兩家素來交好，自結為姻親，兩個家族的關系更為親近，對文學、書畫乃至政見的交流愈發(fā)深刻。王安石世稱王荊公，其不僅愛好用竹紙寫作，還別出心裁地以越州竹紙自制成小幅竹箋，用以寫詩及信件。此種竹箋被稱為荊公箋，曾風靡一時。
北宋四大家、“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也是“富陽女婿”，這位頗具浪漫主義色彩的詩人便是十色箋的研制者謝景初之婿，二人既為翁婿又是詩友。黃庭堅與竹紙更是有一種“看不見、摸不著”的情結。黃庭堅醉心香氛之道，其香方還被收錄于宋人陳敬的《陳氏香譜》，由于其曾擔任國史編修官，故其調制的四種香被后世稱為“黃太史四香”。根據(jù)史料所載，黃庭堅制香之法，其中最重要的步驟便是將腌漬火煮后的香料用上品竹紙包裹，將其浸泡在清甜茶湯之中。沉檀濃香、清甜茶湯輔以竹紙清香，香感立體，芬芳撲鼻，一如現(xiàn)代香水所講的前調、中調、后調。或許黃庭堅喜用竹紙，除了受謝景初影響外，蘇東坡的示范也起到了作用。蘇東坡《和人求筆跡》一詩中記載：“麥光鋪幾凈無瑕，入夜青燈照眼花�！逼渲小胞湽狻北闶侵窦埖难欧Q。而詩詞后兩句“從此剡藤真可吊，半紆春蚓綰秋蛇”則惋惜字跡如蚓蛇般綿軟無力，浪費了好紙。
米芾曾輔佐文寶閣學士謝景溫，為其幕僚門生。米芾醉心書法之道，生平書帖無數(shù)，其書法生涯所歷經(jīng)的“長沙習氣”和“入魏晉平淡”，都離不開謝氏家族尤其是謝景溫的影響和幫助。米芾于50歲時開始用越州所制竹紙行文作畫，對用紙要求極高，這無疑是對當時越紙（竹紙）的高度評價與認可。現(xiàn)存于臺北故宮博物院的米芾晚年行書字帖《珊瑚帖》即以淺黃色竹紙所書，帖內“又收景溫問禮圖”中的“景溫”即富陽小隱書室謝景溫。
古諺語有云：“京都狀元富陽紙，十件元書考進士”，其字面意思是指舉子使用富陽所產(chǎn)元書紙備考從而金榜題名，同時反映出富陽所造竹紙在宋代科舉、教育領域舉足輕重的地位。除了以上提到的幾位名人大家，細讀歷史后，處處皆可發(fā)現(xiàn)富陽紙在不同產(chǎn)業(yè)領域內活躍的身影。例如南宋富陽知縣李扶改進元書紙、南宋富陽主簿楊簡依托富陽興盛的造紙及印刷業(yè)興辦學堂、重振縣學等。在富陽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各路名人大家憑借他們自己的方式，或研發(fā)、或創(chuàng)新、或改良、或傳承，為富陽造紙工藝發(fā)展烙下一個個歷史烙印，為富陽造紙文化增添了一份份豐厚的歷史底蘊。
富陽順應時代發(fā)展趨勢，在泗洲造紙遺址文明的基礎上，開創(chuàng)了豐富多樣的文旅活動和產(chǎn)品研發(fā)：“宋紙新韻”文化展、紙文化研學游、古法造紙工藝體驗展等，以富陽傳統(tǒng)造紙文化為精神內核，達到文、旅、學、商的有機融合。
宋韻無相而又似世間諸相，傳承千年的泗洲造紙遺址便是富陽宋韻文化的具象化體現(xiàn)，亦是富陽宋韻文化組成部分中最重要的一塊基石，讓原本如秋水浮萍般的富陽宋韻文化研究有了主心骨、有了壓艙石。研習古法造紙技藝或需年載，而要真正參悟背后所蘊含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歷久彌新之精神，恐需踐行一生。前世不明，現(xiàn)世當究；現(xiàn)世不明，后世續(xù)研。
一卷素紙，薄似輕鴻卻可錄盡歲月風華。富陽造紙文明歷經(jīng)了歲月流傳、飽嘗了歷史沉浮，望未來能夠在我們這一代獲得新生，重新向世人展現(xiàn)它的萬千風華之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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