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獨木舟到木帆船,再到輪船,長江航運源遠流長。明初定都南京,朱元璋修筑明城墻,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燒造的城磚,向西南地區(qū)征求的木材等,均源源不斷地運至南京,長江航道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正如南京城墻保護管理中心副研究館員、南京城墻研究會副秘書長周源博士所說,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南京明城墻確實是從長江上“漂”來的。

700多塊來自長江中下游五省的城磚排列組合 南京城墻 供圖
磚窯依水而建,城磚產(chǎn)地涵蓋長江中下游5省
南京城墻博物館館藏文物都與“城墻”有著緊密聯(lián)系。城磚陣列廳內(nèi),700多塊來自長江中下游五省的城磚排列組合,給觀眾帶來極大的視覺震撼,觀眾不但可以近距離接觸城磚,還能直觀感受明代制磚工藝之精巧,筑城工程之宏大。

模印“建昌府”的城磚 南京城墻 供圖
這些城磚,幾乎每塊都有銘文,最初只模印燒造產(chǎn)地,此后又增加各級工作人員的職務、姓名,最終形成九級責任制。根據(jù)銘文所顯示的產(chǎn)地、各級工作人員的信息,并通過探訪原地,檢索正史、方志、家譜等文獻史料,便能了解到每一塊城磚的前世今生。相關研究認為,基于南京明城墻所需城磚數(shù)量龐大,當時參與燒磚的主要是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涵蓋今天的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5省。
周源現(xiàn)為南京市海上絲綢之路遺產(chǎn)研究中心學術研究部主任。他告訴記者:“朱元璋在南方崛起,并向北統(tǒng)一全國,理所當然就把最艱巨的任務,交給了長江中下游這些省份,讓他們來燒磚,參與到國家級的重大工程中來。” 截至目前,由南京城墻保護管理中心發(fā)起的南京城墻尋根之旅,已在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發(fā)現(xiàn)15處明代南京城墻磚官窯遺址,涉及江蘇南京棲霞、安徽蕪湖繁昌、江西撫州黎川、湖南岳陽君山、湖北武漢江夏等地。

來自江西黎川的“饅頭窯” 南京城墻 供圖
比如城墻博物館館藏的一座“饅頭窯”,就是從江西黎川易地搬遷而來,它以強烈的真實感和現(xiàn)場感吸引了眾多觀眾的眼球,同時輔以巨大的油畫,再現(xiàn)了明代江西黎川磚窯遺址的宏大場面。而江蘇南京棲霞官窯村磚窯遺址,體量較大、結(jié)構(gòu)復雜,并出土了大量帶有“應天府”“上元縣”等銘文的城磚,其中一扇窯門上還發(fā)現(xiàn)了“洪武六年”的銘文磚。據(jù)周源介紹,有的專家認為可能是因為在都城附近,起到一個示范的效應;這么多窯匠也需要培訓,朱元璋要把他的統(tǒng)一標準貫徹到整個長江中下游。
基于此,周源認為,南京城墻是典型的長江文物和文化遺產(chǎn),也是長江文化的傳承載體和地域標識。

燒制好的城磚由船只運輸順流而下到達南京 南京城墻 供圖
開創(chuàng)“磚票”制度,長江“高速公路”延伸至西南一帶
磚窯一般依水而建,如此一來,既方便制磚,又利于運輸。燒制好的城磚即從長江中下游的各地磚窯,源源不斷通過河流、湖泊等大小長江水系,運至長江,順流而下到達南京。
據(jù)《大明會典》記載:“洪武間,令各處客船量帶沿江燒造官磚于工部交納……弘治八年題淮……如有依讬勢豪及奸詐之徒不行順帶者,擎送究問。回船查無磚票者,拘留送問。”周源認為,雖然文獻沒有明說,但“磚票”制度很可能開創(chuàng)于朱元璋時代。“從長江來的船只,只要經(jīng)過南京都必須捎帶城磚,大一點的船就多帶一點,小一點的船就少帶一點,然后由官方開具一個證明,證明你運磚過來了,憑著這個證明才能回去,當?shù)卣绻l(fā)現(xiàn)你沒有磚票的話,可能還要對相關人員治罪。”
在多重制度的保證下,一座集四重城墻于一體的曠世城垣最后才得以建成,長江航道在其中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周源認為,長江就像是運輸南京城墻數(shù)億塊城磚及其他建材的“高速公路”,“南京城墻就像一棵大樹一樣,它的根系在長江中下游5省。”事實上,在明清兩代,長江作為運輸?shù)?ldquo;高速公路”,一度將運輸線路延伸至四川、貴州等地。
據(jù)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明清徽商與長江流域的木材貿(mào)易》一文介紹,出于營建需要,明清兩代對皇木有著強大的需求,這些皇木以生長周期較長、高大挺直的楠木和杉木為主,以用于宮殿、園林建筑上的關鍵部位;此外,明清時代江南經(jīng)濟空前繁榮,城鎮(zhèn)數(shù)量急劇增加,富商大賈追求風雅豪侈的生活,園林名勝大批興建,等等,這些都對木材輸入產(chǎn)生了極大的需求。其時,東南低山丘陵地帶的原生林木已被破壞殆盡,在此背景下,特別是四川和貴州的深山老林,便成了眾多木商重點經(jīng)營的區(qū)域,長江流域長距離的木材貿(mào)易也因此越發(fā)繁盛。
其時,江西的木材由贛江匯入長江干流,順流而下進入江南各地,而湖南、湖北、四川和貴州等地之木材,也自西向東源源不斷地抵達長江下游三角洲,極大程度促進了長江上游與下游的經(jīng)濟聯(lián)系。
順應河道變化,運輸中樞的江河之濱出現(xiàn)“灘”
眾所周知,長江沿岸各處水流緩急不同,河道寬窄不一,修筑明城墻的城磚可以通過大小船只運送到南京,那么,這些木材又是如何運輸?shù)哪兀?/p>
《清雍正婺源木商俞氏長江放排札記》中對長江航運也有介紹,除了描述沿途關卡稅例之外,主要反映木商沿水路放排的心得,特別是對長江下游水道沿途險灘的描述,頗為細致入微。其中所涉地名,起自江西湖口一帶,終于江蘇南京。
據(jù)王振忠介紹,當時在一些河流的節(jié)點形成了停放木排之處,碰到水流緩急不同或河道寬窄不一時,即將木排停靠灘邊,經(jīng)過改排后才繼續(xù)前行或逐排賣去。比如從清水江至沅江須小排放運,自湘西黔陽縣托口開始,由于河床變得越發(fā)寬闊,由清水江運來的木排,在此處被重新編扎成較寬的木排,源源下輸;木排經(jīng)湖南至洞庭湖匯入長江,再整合為大排,才能抵御滔滔江流。而在四川,由長江上游的金沙江沿岸采伐的木材,沿途經(jīng)由重慶,因有渝關所在,城外的江北嘴一帶,就成了木材轉(zhuǎn)輸?shù)闹袠校静捻樍鞫逻M入長江中游,經(jīng)過漢口、江西九江等重要榷關;及至下游,又有安徽的蕪湖,江蘇的龍江關、揚州關和仙女廟等。
這種停靠、堆放木排的江河之濱,被稱為“灘”,也叫木灘。有的灘地周圍還形成了重要的聚落,官府在此設立榷關,木商則在此處建設會館。南京上新河的“徽灘”即是其中代表之一。
《上新河竹枝詞》曾吟詠:“人家以外有沙灘,十里周遭盡屬官,非陸非舟君記取,竹籬板屋是闌干。”王振忠認為,竹枝詞中的“沙灘”就是上新河“徽灘”,其作者王友亮系徽州木商后裔,對上新河一帶的風土人情極為熟悉。“在清代,上新河徽州木商之奢侈生活,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與揚州鹽商駢肩稱雄。”

上新河河口 清吳友如《點石齋畫報》
“碼頭文化”繁盛,催生出南京上新河“徽灘”
很多南京人都知道新河,可是它的河在哪里,又有什么樣的故事?
據(jù)相關文史專家介紹,上新河,始于明初。當時,為了將大量的建筑材料轉(zhuǎn)運進城,便在靠近江心洲的夾江一帶開鑿了一條河道通往城里,謂之“新河”,因需求量太大,隨后又開鑿了兩條新的河道,最先開鑿的新河叫“上新河”。
有河就有橋,上新河上有許多橋。其中浮橋最為重要,因為它是稅關,所有船只航行到此,為橋所阻,須照章納稅,然后稅官將橋板拖去放行,所以也叫拖板橋。
上新河是明清時期從上江向南京運輸物質(zhì)的主要水道,一直到清朝,都是運輸竹、木、油、麻等物質(zhì)的主要水道。上新河入江口為長江進出南京的水陸要沖,明代戶部在這里設立了鈔關,由于它處于南京上游,慢慢被俗稱為上關。
作為重要的水陸碼頭,上新河在當時相當熱鬧繁榮,其“碼頭文化”還被明朝小說家馮夢龍寫進了“三言”之一的《警世通言》。其時,因木材生意而腰纏萬貫的各地木材商在此地興建會館,通過“祀神、合樂、義舉、公約”等活動,使客居南京的各地商人凝聚為抱團發(fā)展的一個個商幫。他們一邊追求財富,一邊也秉承著“在商向儒”的傳統(tǒng),富而好文、樂善好施,積極參與到當?shù)氐纳鐣聞罩小?/p>
木材生意規(guī)模最大的徽商,使得“徽州燈”成為當?shù)匾痪。清代甘熙在《白下瑣言》記錄了上新河地區(qū)燈會的景象:“徽州燈,皆上新河木客所為。歲四月初旬,出都天會三日,必出此燈,旗幟傘蓋,人物花卉鱗毛之屬,剪燈為之,五色十光,備極奇麗。合城士庶往觀,車馬填街,燈火達旦,升平景象,不數(shù)(輸)笪橋。”安徽商人把在原籍相關習俗帶到了南京,上新河的都天會燈會的精彩熱鬧,可以與秦淮燈彩最為興盛的笪橋燈會相媲美。
上新河地區(qū)至今還留有明清湖南、湖北木材商議事的“江漢會館”以及祭祀的“太陽宮”等古建筑舊址。其中,江漢會館即位于中華中學上新河初級中學校園里,該建筑現(xiàn)被列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默默訴說著一段輝煌的歷史。
校對 徐珩